来源: http://www.hecaitou.net/?p=6289

当天的课程是点评受治者的不当表现。
一个女孩被点评的原因是她父母上报了她“跟父亲顶嘴”
点评的内容是，杨医生问“你父母学过心理学吗？”
“没有”
“你当父母知道怎么当吗？”
“不知道”
“那你要不要对你爸爸表达一下你这种愧疚的心理？
“爸爸，对不起！”
“你要不要走近他面对面的对他说”
女孩僵着。
杨医生说“盟友们给她点勇气”
又是那种整齐划一不会停下来的掌声。
在掌声里那女孩走过去了，抱住了父亲，哭了。她的手松松地垂在父亲腰后。这段点评就这样结束了。
我采访她时，她和任何一个我在中心采访的孩子的回答都一字不差，“不怎么疼，就象针灸一样”“不超过5毫安”“疼可以让人清醒”“我认识到自己错了”
我打算就这样结束采访的时候，她的眼泪流下来了。我下意识地问她“你为什么痛苦？”
“我没有”
“为什么哭呢”
“我没有”她的脸很平静，声音也没有一丝抖动，只是眼泪顺着脸流下来。
“你在流眼泪”
“没有”她的眼泪已经流到腮帮上了，一大滴一大滴地落在裤子上“我愿意留在这儿”。
在这里，“挑战杨叔模式”被写在八十六条规定中，违反的人会被“点现钱”—也就是被电击。
二
这场点评课的最后场面，是杨医生问“盟友们要怎么向父母表示一下呢？”
所有人立刻站起，奔向各自父母，搂着，下跪。他们大都栽在父母怀里大声号哭，看不清表情。母亲们一般都哭了。
然后有一个光头小伙子一个转身，向杨医生跪下，然后抱着他的腿。带着震天的哭腔喊“谢谢杨叔”
再然后是几十个家长和孩子都跪下了，趴在地上。
电视里这个段落没有声音，实际上，他们当时都在喊，喊的是同一句话“谢谢杨叔”
小伙子们的头在水泥地上碰得咣咣作响。
已经第七次被送入院的谢乾谢坤兄弟两人，抢在了最前面，一边一个搂住他，声音压过了所有人“杨叔我对不起你……”
杨医生也搂住他们，仰脸向天，高声哭。
我以为这是一次偶然事件，后来有一次课上，听杨医生在镜头面前问“这个中心被跪的最多的是谁？”
“杨叔”所有人都背着手坐着，整齐划一地说。
“为什么要给杨叔下跪？”
我以为这类开放型问题会让大家愣一下，或者发出嘈杂的声音，但是没有，所有人的声音没有任何迟疑“感恩”
“我觉得很值，我觉得很激动”杨医生对我说。
“很多人说他们在伪装？”
“这种行为能够装一辈子是不是也很好”他说。
三
她说，去中心的当天，她儿子是被穿着三脚裤，按在地下，被捆上，抬出去的，下楼的时候，所有的邻居都站在外面看着。
到了中心，他被拉进治疗室电击。
“从那之后他再也不相信我了”她说“我的心都碎了”
但父亲很高兴，因为在中心，儿子每天给他洗袜子。这是纪律。如果违背了父母的意志，在中心，父母可以上报。
儿子和盟友蹲在地上吃一只西瓜。父亲要吃，儿子说“你可以自己拿”
他认为儿子不尊敬他，去上报了。第二天，儿子被电击。
“后来就仇恨他”女人低头说。
父亲说“送进去就好了”
“如果他在里面只是因为对仪器的恐惧而顺从，这是真正的改变吗?”
“他要能恐惧一辈子也未必是坏事”他说。
女人蹭地站起身，说“不谈了，还再恐惧？再恐惧就变态了……”
她丈夫被我们劝到另一个房间后，她说，儿子拿了一把水果刀，说谁再把他送去，他就杀了自己。
四
课堂结束的时候，杨医生拿支话筒笑眯眯看着我。
“请柴老师给我们说两句”
我想走，但是掌声已经起来了，而且听上去永远不会停止。
立刻就有两位家长一左一右上来要搀扶我了。
最后那段现场的提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拍摄的。
我向家长们提问：
“因为以前过于忙自己的事情而不顾及孩子的请举一下手！”
“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好而发泄在孩子身上的请举一下手！”
“在以往有过不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在言语当中刺伤孩子的这样的行为经常有的，请举一下手！”
……
“认为孩子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可以随意支配的，请举一下手！”
我转身向孩子。
“认为自己曾经因为跟父母的关系而受到伤害，并且比较严重的，请举一下手！”
“曾经在家庭当中遇到过暴力的，请举一下手！”
“认为自己在家庭当中非常孤独的，请举一下手！”
“……”
“有过自杀念头的，请举一下手！”
“认为出现在自己身上的网瘾跟家庭当中存在的问题有关的，请举一下手！”
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每个问题后丛林的一样的手臂。
在所有的回答结束之后，杨医生再出声之前，中间有一段小小的沉默，在这个课堂上很少被听见的沉默。

来源：柴静观察

最疯狂的行为是，那年暑假前三周，我与几个网虫天天泡在实验室的电脑前，除了叫饭、上厕所，没有下过楼。直到有一天，一个家伙乱扔烟头，烧了块地毯，导致我被导师赶出了实验室。

被赶出之后，我头就晕，感觉灵魂一直处于出窍状态，周围的一切毫无意义。而当我钻进路边的一家网吧时，却又生龙活虎了。

这就是“网瘾”了。可我并没接受专业治疗，最后痊愈了。

所以，当我看到山东、南宁等地的“网瘾”治疗机构被叫停，真是一半高兴一半生气。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本来就没有什么独立存在的价值。

这类机构虽多由专业医生创立，但治疗方式却十分原始，谈不上专业性。比如电击与军事化管理。

笔者认为，前者不过是“厌恶疗法”罢了，表面为皮肉之痛，实为心理折磨，让人产生恶心与恐惧，就像在婴儿奶嘴上弄点辣粉，形成条件反射，强制断奶；但“网瘾”者都是有清醒意识的人，电击反复几次，就很快失去效果。那些由医生“指导”着与父母抱头痛哭的孩子，与其说痛改前非，不如说是恐惧，甚至是瞬间亲情的刺激见效。

至于军事管理的效果，更像短期的斯巴达式训练而已，与学校正规的军训效果类似，只是暂时隔离网络。当网瘾者被一种集体无意识左右，他们确实容易发生移情，暂时遗忘网络。但这种更像“堵”而非“疏”，难以保证，人出去之后不会旧症复发，甚至产生补偿心理。想想前年中国推出的“网游防沉迷系统”之效果看来，“堵”实在很蹩脚。

但笔者真正生气的原因在于，公众正被一种扭曲的舆论笼罩，即“网瘾”诞生的源头在人身上，非要重找病灶。

而事实上，网瘾是普通的世俗心理与行为中的一种极端行为。依赖症形成的原因，与兴趣爱好、自制力有关，但也跟网络提供的资讯与服务有关。如果网络世界少些色情与裸露、暴力与污垢，淡化一些过度的商业化营销氛围，多些绿色内容，网瘾或者也会少一些。

笔者甚至怀疑，治疗机构的诞生，是当地卫生机构假网瘾救助之名，所进行的商业化运作。它割裂网络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视网络作为一种技术平台的价值。

而恶果是，厌恶疗法很可能导致人对网络本身产生厌恶，浪费其中隐含的工具与技能价值。从事信息化工作的人们，应该没有忘记“电脑要从娃娃抓起”。

“瘾”是一点激情，释放需要外力与触媒。如果外力来自色情、赌博等不良信息的诱惑，上瘾就容易被打上一种丑陋的印记，但这并不全由网络引起，网络之外的影响力更强。假如只是对一般的信息或服务上瘾，那只能说是有些玩物丧志，将它与疾病挂钩，实在有些草率。

回想起来，1998年，我网瘾消失，靠的是学习动力，以及网络外的其他爱好，当然那时网络世界还是相当纯净的。

如今，治疗中心被叫停，“网瘾”成为反思话题，毕竟是好事。但更受期待的是，网络世界能得到进一步净化。今年工信部推出了“绿坝”，反而引来质疑声一片。想到这儿，笔者觉得，需要治疗的不是网瘾患者，而是整个社会风气，尤其是越来越强的大众逆向心理。

作者: 王如晨

来源: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91452.htm

陶教授一直以来为治疗网瘾孩子所做的贡献和努力，无论网友如何抨击，认为他沽名钓誉也好，善于炒作也好，我个人觉得，他的确是付出过热诚和努力，不然也不会等到广泛的关注。网瘾问题的确是目前青少年群体中出现的最严峻的社会问题，我想这是不容置疑的。本人，很汗颜地告诉各位，我属于全中国最早一批的网瘾患者。1997年的时候我还在读高二，但是网吧还不是十分普及，多数的网吧还是以游戏为主。由于收到上网模式的限制，全网吧只通过一个modem 网，速度相当慢。当时流行的网游，是一种纯文字界面的游戏，需要通过软件平台mud进行游戏，而且玩这游戏需要掌握一定的近似c语言的编程语言进行编写。我刚开始接触就上瘾了，沉浸在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杀人也被人杀，快乐并痛苦着。那时候我每天下课都跑到网吧去，一玩玩到 11点，没钱了就压物品并承诺一定会还。最这样一直持续了大半年，直到有一天被愤怒的老爸挨家挨户地在网吧找然后把我揪回家。如果说，如果不是初恋情人的意外出国给了我严重打击而真正彻头彻尾地改变了自己，我真的会连大学都考不上，今天，也可能只是一个街头小混混，根本不可能成就今天的我。对于受到网瘾影响而深受其害的孩子和父母，我能感受到切肤之痛，因为我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对于陶教授所做所为的出发点，本人无任何异议并举双手双脚赞同：网瘾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然而，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不是对媒体喊几句口号，开几个研讨会，和政府部门谈谈心就可以改变的。如果您是想通过这样来引起社会的反响和关注，您大可不必那么辛苦，因为地球人都知道。如果陶教授当年就凭借几句话帮一个女孩戒除网瘾而引起轩然大波，我可以低调地告诉您，在我教师生涯的六年中，我劝阻过学生自杀，阻止过百人的校园械斗，帮助意外怀孕的女孩与家人协调并做工作。这些事情没人知道，因为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至于治疗网瘾，我敢说，我比您在行，虽然我没有您的社会关系那么好，资历那么深，但是我能真正帮助我的学生去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麻烦，因为我把他们当朋友，是真正的朋友。我说一下我一般怎么帮学生“戒毒”的。首先如果有学生夜不归宿，然后有小报告告诉我他们某夜去网吧通宵，因为新开了个某某游戏。我知道后不予以批评，然后找时间笑嘻嘻地问学生：听说最近在玩网络游戏哦，什么游戏啊，好不好玩啊。然后学生会眉飞色舞地告诉我画面如何如何操作如何如何任务系统如何如何，还邀请我一起去玩。于是我利用下午放学后的时间陪他们一起去网吧，开新号，陪他们一定玩。学生特别信任我，不因为我是老师，因为我有20年的游戏经验。很快，我就能发现并说出一个游戏的问题。陶教授，任何的游戏都会有其自身的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一旦你玩腻了在游戏中受到巨大打击了，你就没心思在玩了。我是游戏者，我能体会这些心情。陪学生玩了两天，我会说，不玩了，没意思。他们会问我为什么，然后我会说出一大堆让他们觉得一针见血的问题，任务过于繁琐啦，地图过大太费时间跑路啦，装备掉率太低啦要玩得好必须要做RMB战士啦，战斗模式太白痴啦，职业过于不平衡啦，bug太多啦，自由度不够高啦等等。当我把这些问题说完并得到学生的认可后，他们对该游戏的热情会大大下降，再加上我不玩了，他们会觉得游戏中少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友情。所以很快他们会失去兴趣。我一直推荐学生玩魔兽，因为魔兽相比其他网游有着很多限制网络成瘾的设置，里面没有无上线的等级，没有花巨资才能买到的装备，副本一周一能打一次，这些设置其实已经很大程度限制了玩家的极度沉迷了。陶教授不要说我教唆，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无法杜绝早恋一样，年轻人喜欢干的事，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您不行，我也不行。年轻的心总是一往无前，哪里有阻挠，哪里就会有更多的叛逆和反抗。我经常比喻年轻人在生活的道路上行走，有时候会碰到很多的困扰，这些困扰就好比一堵墙，他们过不去会用头撞，撞烂了自己的头要要把墙撞破，因为他们想知道路的那一头是什么。这时候我们只能修一条栈道，让他们顺着栈道绕过墙，这样就可以走到对面的道路，继续发展和前进。您现在的方法，其实是把这些孩子们逼到了绝路：媒体大肆的报道网络的危害，家长越发焦急，代沟问题越发严重，孩子的抵抗情绪越严重，造成的社会问题就越多，这些您想过没？网瘾不是洪水猛兽，不需要电击，只需要真心的帮助和引导。有时候您说一万句话，家长花了1万元钱，也比不上游戏当中的朋友的一句劝导。您的方法，太老套了。

小平同志说得好：实践是掌握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的事情在我们实践前所做出的评论都是片面的。陶教授您是留美的，对西方的文化应该相当的了解，您如果肯花上一点时间去钻研一下这个让500万中国人痴迷的“洪水猛兽”，您应该可以找到更多想要的答案以及找出更多的解决方法，可惜您太忙，不屑于研究这些让人中毒的玩意，所以您的电话被骚扰，您被谩骂，因为您不了解，也不屑去了解，您也许在乎的是这个月有多少学生家长来参加您的康复项目，月盈利多少。我是做教育的，我穿梭于常规教育和市场经济下的培训教育之中，那么多年了，我的体会只有一条，教育一旦市场化，就无可避免地去遵守市场规则，而失去教育原本最核心元素：一种单纯的、高尚的、无所求的奉献。如果您义务开个辅导班，我崇拜您，欣赏您并支持您，我会与每一个反对您的人开展口诛笔伐，扞卫最真实的教育者。可惜您不是，您现在已经是一个商人了，所以我对您的所作所为保持中立。更高的出镜率对于您来说，是更多的炒作，更何况这些炒作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团结，因为您的炒作让更多的家长恐慌，让更多原本没有问题的孩子变得有问题。这实在是教育的悲哀。

最后，作为一个自认为绝对合格、对学生负责任并且正直专业的教育者，本人严重鄙视您发表的不分青红皂白、缺乏事实根据、违反教育原则及青少年心理发展规律的论调，并对您利用扩大事实导致社会问题尖锐化的行为表示反感。本人会一如既往地推荐学生玩魔兽世界，因为这能够帮助减弱学生对网络游戏的依赖度而又不完全了扼杀了青少年对自然兴趣的追求。

（全文完）

（本来一时冲动想留QQ以及联系方式，但是想想平时一贯低调，还是算了吧。这是魔兽世界引发的问题，我们应该在游戏中解决）

（魔兽世界 一区 艾苏恩 联盟dz 凸囧）

来源: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90470.htm

近日在北京某商业区，“搭讪”培训班的老师带领学员实地演练。一些学员表示参加课程是为了学习与女孩相处的经验，找到自己的满意的对象，也有人希望 锻炼自己的心理素质以及与陌生人交流的能力。学员年龄主要集中在25至29岁之间，大部分已经工作，也有三分之一为在校学生，多为研究生以上学历，包括几 个中科院博士。中新社发 赵依依 摄

来源: http://news.ifeng.com/photo/society/200907/0728_1400_1273474.shtml

来源: 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2Q9L/guojiamimi090715.html

对于任何一个贸然闯入的外来者，天通苑——这个坐落于北京北五环外的巨型社区，都像是一个庞大而繁杂的谜题。

它被人称为“亚洲最大的社区”，有着30多万固定人口，以及几乎相同数量的流动人口。这个几乎等同于浙江绍兴市或者宁夏银川市区人口的庞大人群，却由一个镇政府来管理。

它曾是北京房价最为便宜的经济适用房社区之一，每平方米2650元，面向的人群是拥有北京户口的低收入者，但在小区里，宝马、奥迪这样的高级轿车却随处可见。

这里的人们，时常能在超市或马路上看到一些电视上的熟脸儿，一些活跃在各大高校、文艺圈、媒体圈的社会名流，也是这里的居民，不过，他们的邻居中，却有着数量庞大的无照摊贩和黑车司机。

尽管从这儿驱车到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不到20公里，但直到一年多以前，居民们才能在新版的北京地图上，找到自己的社区。这儿只有一条通往北京城区的主干道，一个公立小学。公立大医院的数量，则是零。

从1999年开建至今，这座巨型社区就这样在北京的边缘，生长了整整10个年头。

这个庞然大物繁杂、混乱、无序，随着城市的扩张，它迅速膨胀，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公共设施和服务增加的速度。尽管这儿的社区物业公司，把建设“人间仙境”作为奋斗目标，可这儿的确曾被北京媒体评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社区”。

好在，这10年里，这儿的居民逐渐学会用各种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愿望，解决身边的问题。虽然许多人戏谑地将这个地处偏远的社区称为“天通镇”，但它的社区网站，却是这个城市最为活跃的民间意见汇集地之一。

网络维权第一场胜利

6月20日深夜，“家住天通苑”网站的工作人员依然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忙碌着。

这家由业主自发建立的社区网，从2000年创办开始，已经走过了将近10年的风风雨雨。如今，网站经常有五六千人同时在线。对于挤出业余时间经营网站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是巨大的鼓励和承认。

“家住天通苑”创办的初衷和其他社区网并没有什么不同，最初无非是出于选房、买房阶段的业主与开发商、物业打交道的需要，此外，天通苑数量巨大的业主，也一直寻觅着一个平台，对房子的装修、交通状况等进行交流。

但一个叫“落汤鸡”的网友，最先意识到了网络聚集民意的巨大作用。

“落汤鸡”本名叫王瑞琦，是天通苑最早的一批居民。1999年，他便搬来了这里。不过，当他第一天搬进天通苑时，搬家公司司机临走前丢下的一句话“最好别喝这里的水”，让他“大半晌没反应过来”。

事实上，位于北京北五环外两公里的天通苑地区，从元末开始，就是北京的大垃圾场。

王瑞琦入住天通苑的前两年里，这儿的居民们使用的饮用水，都来自小区物业打的自备井，水是免费的，但水龙头里放出的水时常浑浊不堪。最夸张的一次，据说有居民炖一锅红烧排骨，因下楼办事忘了放酱油，但那锅汤水的颜色，却和放过酱油后没什么区别。

自备井就在王瑞琦家不远处，距离曾经的垃圾填埋场，只有短短的300米。尽管南边离这儿不远处的清河水质如墨，不时地发出阵阵恶臭，但几经交涉后，开发商仍坚持认为，这里的水质是达标的。

从此，王瑞琦开始踏上了维权之路。在一次为水质维权奔走被大雨淋成“落汤鸡”后，他意识到必须靠集体的努力才能成功。

于是，在“家住天通苑”论坛上，王瑞琦开始号召大家理性维权，募捐请卫生部食品监督所来检验水质。

20多个网友自发响应，大家100元、200元地捐钱，检测结果验证了人们的预感：氟化物含量超过国家标准70％，而长期饮用这样的水质，会诱发人体出现牙齿脆弱、生斑、骨骼和关节变形等氟骨病，甚至引发骨癌。

愤怒的天通苑居民们行动起来，寻找一切途径向媒体和政府反映情况。各种抗议电话和信件雪片般地涌进了各家媒体的热线和市长信箱，“这种有组织的大规模投诉”，很快就受到了“上头的重视”。

次年的北京两会上，一些政协委员提交了相关提案，在入住两年半之后，王瑞琦和他的邻居们终于喝上了自来水。

毫无疑问，这是天通苑的居民们利用网络维权的“第一场胜利”。

“这样的人情味，在如今的大城市里去哪里找”

在很多天通苑居民看来，“家住天通苑”不仅是维权的阵地，也起到了增进邻居感情的“润滑剂”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天通苑业主们自发组织的“业主班车”。

这儿离北京城区太远了，仅仅在一年多以前，这儿的大多数居民上班，出了家门，还得花上一个多小时，倒公交车然后换乘地铁，在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车厢里磕磕绊绊个把小时，才能到达上班地点。

天通苑通往北京城区的立汤路，是他们往返城市与住所的唯一一条主干道。这里是公认的瓶颈。每天清晨7点开始，公交车、轿车、面的、电动车、三轮车等各色大小车辆，在这条马路上排成长龙，堵得水泄不通，通常要到9点左右才能有所缓解。

堵车的时刻如此地频繁与漫长，以至于每个天通苑的居民都对那条停滞不动的车龙熟视无睹。一旦道路堵死，公交车的司机们就会一言不发地打开车门，乘客们从车厢里走下，麻木而步履匆匆地跟随着人流，步行半个小时，到达两公里外的地铁立水桥站——这个理论上开车只要10分钟就能到达的地方。如果他们选择继续在车上等待，那么花费的时间，就远远不是十分钟的事了。

于是，行走在政策边缘的“业主班车”应运而生。从2002年起，天通苑的许多业主自发组织起来，在“家住天通苑”论坛上发帖，凑钱租赁社会车辆，用于上下班。

刘勇波在天通苑社区网上名叫“8818945”。2004年年初，他和邻居“逍遥”（也是网名）实在苦于每天上下班在天通苑与CBD之间的奔波，于是决定召集在CBD上班的邻居，一起长期包租一辆车，接送大伙儿上下班。

社区网上帖子一发，应者云集，班车从此一跑就是3年半。当时，天通苑这样的民间自发班车跑东线的已经有4条，于是刘勇波们的这条被命名为“东5线”。由于东5线贯通天通苑、北苑、东三环、CBD，后来逐渐成为天通苑民间自发班车中最著名的线路。

在东5线成立之初，刘勇波和“逍遥”为其立下的规矩是：每月包车所需的6000元,扣除散客的交费（一天往返20元）后，由包月的常客均摊；常客们轮流当“班车长”，义务承担召集乘客、管理、收钱算账等工作。

这也逐渐成为天通苑业主班车的主要运行模式。

每月底，值班的班车长会把财务明细表用电子邮件发给所有常客，并把当月结余交给下月的班车长。如果当月有结余，就在月底买了冰激凌或肉夹馍，在班车上与大伙儿分享。结余下来的钱，大家会用来小聚一次。

不过，几年前的一次意外，给“业主班车”敲响了警钟。2004年冬，一辆班车在北京刚开通不久的五环路上，发生冰雪路面侧滑，差点从10米高的立交桥上掉下去，让经历事件的很多人心有余悸。

班车的组织者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那个时候，小区物业开始派专人进驻论坛解决问题，一些班车的组织者曾经和物业接触，希望能把班车移交给物业来管理。

但物业的答复令人失望，班车属于营运性质，如果物业操作这件事，需要交管局批准，希望不大。

所以，如今的“业主班车”依旧维持着这种边缘性质。但对于业主来说，班车不仅解决了上下班的交通问题，而且成了邻居们人际交往的重要场所。

有些在公司担任要职的高管，会在班车上给邻居们介绍工作；律师在车上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一些怀孕的母亲，在车上交流怀胎十月的烦恼与快乐；还有单身的白领，在车上互相推荐合适的好对象，有些人聊着聊着就“对上眼”了……

“我们在车上交了多少好朋友啊。”一位常坐班车的业主说，“这样的人情味，在如今的大城市里去哪里找？”

“这创造了社区民主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随着越来越多的业主关注“家住天通苑”论坛，天通苑的人们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他们尝试着用同样的方法，发出更多的声音。

在网友们的推动下，政府投入200余万元，关闭了天通苑东侧的非法渣土场和垃圾场，以及养殖垃圾猪、泔水猪的近两万平方米猪舍；一所占用规划中公立学校校舍的私立学校被赶走，孩子们有了第一所公立小学；他们甚至发起近万人签名，成功地在北京市5号线地铁的规划中为天通苑增加了一站。

的确，“5号线加站”，被视为“家住天通苑”论坛发展过程中最为重大的事件。有媒体甚至这样评论，“这创造了社区民主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于这样一个巨型社区来说，一直到2007年10月前，这儿只有一个地铁站。这样的运载能力，显然无法满足数十万人上下班的需求。

2005年，纵贯北京南北的交通大动脉5号线动工。按照5号线的原有规划，人口稠密的天通苑，只设了一站。能不能在天通苑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再加上一站？

起初，这只是在社区网上论坛里说说的话题。后来，10多位天通苑居民在网下自发成立了一个“加站推动小组”。加站，由虚拟到现实，变成了一项有组织的社区公益行动。

牵头的阮亚占，在“家住天通苑”论坛的网名叫“超级马甲”。他深受堵车之苦，一直关注天通苑的交通问题。像不少天通苑邻居一样，他也认为5号线的设计极不合理。

花了两个晚上，阮亚占写好了一份《行动指南》，在帖中，他呼吁天通苑的邻居们，用下列方式，迅速行动：

1．打电话，“在本周内给下列单位打至少1次电话”。他列出了市长热线、市规划委、市人大、市交通委等部门的电话号码。2．寄信，“在本周内给下列单位寄一封信”。除了列出详细地址外，他还写好三四种信的模板，从网上直接打印就行。3．发邮件。邮件内容也写好了。4．登门拜访，“有时间的老同志，请直接到有关部门面谈”。5．发动亲朋好友，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想尽办法把意见反映到政府相关部门，一定要让政府知道，让领导知道。

在帖子最后，他说：“最关键的是我们一定要行动！想想，如果有1万人这么做了，会是什么结果？大家一起努力吧！用我们的行动，改写我们的未来！”

很快，无数天通苑居民的电话打到了北京市政府各相关部门。一共打了多少个电话，没有确切统计。总之到后来，一听说是加站的事，接电话的人立马就问：“你是天通苑的吧？”还有的说：“你们快别打了，我们都没办法上班了。”

两周过去了，但政府方面始终没有什么反馈。“加站小组”的一个成员联系上一位家住天通苑的记者，让他以记者的身份，打电话问问，得到的答复是：政府正在论证能否加站。

于是，“加站小组”的成员又组织了一次碰头会议，决定由“加站小组”策划组织一个网下的“万人签名”活动，营造更大声势。

现场签名活动定在2005年9月3日，这天是个周末，地点在社区的一块空地上。事前，“加站小组”进行了分工，有人安排人员详细记录现场情况，有人负责紧急通知公安，还有人负责请居委会协助，其他人员则看好签名表，负责疏散人群……

不过，签名现场秩序井然，事先准备的很多应急措施都没派上用场。短短一个上午，“加站小组”就收集到签名8310个。

收集上来的签名表，有些已经皱皱巴巴，有的签名不规范。在花去一周汇总整理后，“加站小组”的5名代表，把8310人签名的册子送到了市信访办。

随后，北京市专门召开了市长交通工作专题会，“原则上”同意了天通苑小区段增设车站的设计方案，很快，增站方案在市规划委网站上进行了公示。

一个“奇迹”就这样诞生了。

如今，5号线已经通车两年，大大方便了天通苑地区居民的出行。但回顾4年前的那次“冒险”，阮亚占依然感慨颇多。

“作为老百姓，不能有人微言轻的想法。我们应当及时通过合法的渠道，整合社区各种资源，大家团结一致，反映自身的感受和意见，提出合理的建议。”他说。

一位网友的留言，被阮亚占看做是对“加站小组”最好的褒奖：“当很多人在埋怨社会、政府，埋怨我们社区的种种不足时，我们看到了有那么一些人，面对现状、面对现实，积极应对。遵守游戏规则，合理出牌，并以结果告诉我们可以赢。这或许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真正意义所在。”

“民意的表达有时候是一把双刃剑”

只是民意的表达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一度给那些热衷维权的网友泼上了一盆盆冷水。

早在2001年，业主们在售楼处集会抗议开发商不合理条款，拒绝收房，就被不明身份的人打散。2002年，要求检测水质和组织班车的网友“啤酒”和“落汤鸡”，先后在自己家门口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2003年，在网络上牵头组织抗议开发商占用公共绿地盖商品楼的一位业主，在小区附近被砍成重伤，自己的帕萨特轿车被砸坏，最后不了了之。

而10年来一直困扰天通苑居民的教育与医疗问题，尽管居民们呼吁争取，也始终没有太大的进展。

这个近60万人的社区，只有一所公立小学，而且教学质量和城里的“没法比”。按照原先的规划，位于天通苑老区的中山实验学校，应是由昌平教委安排公立中学入驻，但随后来的却是“莫名其妙”的私立中学，每年学费2．5万元，“哪有人上得起啊”。

“落汤鸡”最近在为孩子上学的事儿奔忙，他的孩子一直在城区上寄宿制幼儿园。今年9月，为了孩子去城区读小学，他更打算举家迁移，在孩子学校边上租个房子。

“天通苑的房子，能卖就卖了吧。”这个一度热心天通苑公共事务的网友失望地说。

这样的心态，在天通苑的家长中很普遍。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每天早上来不及洗脸，顾不上吃饭，抓起正在睡懒觉的孩子，一手提着书包，一手拎着孩子的面包、牛奶，就往外跑”。

天通苑一直没有大型公立医院，那些遍布社区的租了两层门面房的私人诊所，总是让人没法儿放心。在原本的规划中，将在天通苑北一区对面的一块空地上建一所三甲医院。但这块空地空置了多年，迟迟没有动工的迹象。

业主们感叹：“这儿的人太多，想法也复杂。”热衷于维权的业主们，经常被论坛上的网友们误解甚至攻击，一些人指责他们是为了“出风头”，或者“满足某些个人目的”，这样的话说得多了，许多原本活跃的网友们便不愿再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心瓦凉瓦凉的”。

这里还有“维权过度”的事情发生。天通苑西三区边上原本要修一条市政路，但每天喊着要“修路”的居民，却认为这条路影响了自己的休息和娱乐。维权的业主出现了过激的行为，他们把修路的围墙推倒，甚至和工人发生斗殴。

“民意的表达有时候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秉持理性和建设性的原则，那么就会反过来伤到自己。”阮亚占说。

“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个巨型社区的主流民意，依然富于理性和建设性。天通苑的许多热心居民，依然活跃在社区里，履行着“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天通苑曾经是北京城治安的盲点，原本的东小口派出所，只有10多名片警，连这个地区的基本治安都很难维持。2007年春节前，这里连续发生三宗命案，被媒体称为“北京治安最乱的社区”。

一位名叫张凤东的无线电爱好者，灵机一动，把他发起成立的HAM联盟（天通苑无线电爱好者之家）成员们组织起来，在春节前进行自发巡逻。

夜巡队按照区域分为5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有五六辆车，好一点的有标致307、伊兰特，差一点的是奇瑞、奥拓、桑塔纳。张凤东还特意找物业公司做了简易的车证，每辆车上挂着“天通苑HAM联盟夜巡车”。

不过，夜巡队不是派出所，张凤东们没有盘问权。他们能做的无非是用无线电交流小区内的状况，看见可疑人员，集合车辆进行围堵。一到节假日晚上8点至12 点，HAM联盟的“兄弟连、夫妻队、父子兵”，便急急上阵。即使在几十公里外和朋友喝酒、聊天，到了点儿，夜巡队的队员都会急匆匆赶回来巡逻。

这样的巡逻一直持续至今，张凤东也被社区居民亲切地称呼为“司令”，这个称号让张凤东“特有成就感”，他也因此被北京的一家报纸评为“2008年北京十大感动社区人物”。

而天通苑网友“大红鹰”也有个“十大”的头衔，他是中央电视台评选的2008年“十大公益人物”。

这个本名楼必成的天通苑居民，2002年因为意外事故，不幸患上股骨头坏死的顽疾，2003年后，始终处于半瘫痪状态，只能依靠轮椅活动，但这未妨碍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邻居发起了成立天通苑社区志愿者组织的倡议，得到社区居民的积极响应。

在志愿者协会的带动下，天通苑有了足球爱好者们的“天通苑超级联赛”，有了天通苑居民自己的歌唱比赛“超级邻声”，也有了聊摄影、美食、育婴、宠物、团购的各种俱乐部。每年一度的“家住天通苑”网友新年聚会，更成了居民们最高兴的事儿，吸引了成百上千人来参加。每年“六一”前后，天通苑还有自己的“宝宝运动会”。规模最多的一次，居然有1000多个宝宝参加。

这些活动，都被天通苑的另一个知名网友“天眼摄郎”记录了下来。这个本名叫陆岗的自由摄影师，自从2003年搬到天通苑以来，便拎着相机，拍下了16万余张照片，记录下这个社区里发生的无数故事，为这个大型社区的生长史，提供了最好的见证。

陆岗将手机号码公布在社区网站上：“欢迎邻居提供一切关于天通苑的线索。”一接到居民电话，他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他曾在冬夜的凌晨3时起床，拍摄地铁5 号线最后一根钢轨合龙的场景，也曾为了拍摄天通苑的全景，只身爬上33层楼的露台，一只手攀着栏杆，一只脚跨出护栏，踩在伸出的房沿儿上。

起初的一段时间，污水沟、堵车等画面充斥着他的镜头，但是随着社区环境的改变，这样的画面渐渐淡出陆岗的镜头，取而代之的是社区公园、湿地野鸭岛、大型商业场所进驻、地铁5号线通车等天通苑地区的标志性事件。

“没有人强迫我做这些，但积极改进和维护天通苑的生活环境，对我个人也有好处，谁不希望住在和谐社区里呢！”陆岗说。

2009年4月，陆岗以特邀观察员的身份，被相关学者邀请，参加了在北京市举行的城市保障性住房国际研讨会。在研讨会上，陆岗近5年来拍摄的16万余张照片，被刻成了10余张光盘，分发给与会的各位专家。

有学者看完照片后评论，像陆岗这样的社区摄影师的出现，标志着天通苑社区逐渐萌发的公民意识，“已经从自发上升到了自觉的阶段”。这些照片也因此受到一些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关注，将作为天通苑地区10年发展的珍贵史料，供后人研究与收藏。

“一个公民的应有之道”

天通苑已经走过了10年。对比起10年前那个在荒地和垃圾场上建成的社区，这里的变化确实让正在努力中的人们感到欣喜。

楼必成的天通苑志愿者协会，如今已有3000多名成员。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工作，是每周都在天通苑龙德广场举办免费的“天通苑大讲堂”，他们请来许多高水平的学者。比如上个周末的论坛，谈论的主题是“中国经济的困境和前景”。

2007年年底，天通苑派出所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北京地区最大的派出所。如今，有50多名片警分批24小时不间断地巡查着这个社区，大多数角落里也装上了摄像头和电子眼。包括张凤东在内的天通苑居民们，终于有了某种“可以依靠的安全感”。

这个月中旬，天通苑的居民们终于迎来了昌平区第一中学要入驻天通苑的消息。这所天通苑的首个公立重点高中，可以容纳1000多名高中生，有望基本解决这个地区符合学龄段的孩子们的上学问题。

另外，一所高水平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开始建设，预计于2013年正式运营。

而天通苑通往北京城区的第二条主干道，也已经在建设中。几周前的一个周末，陆岗特意带着相机，到这条路的建设现场拍照。他高兴地看到，这条路离天通苑已经不到两公里，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

“直到现在，这个社区还是没法儿全部满足我们的要求。”陆岗说，“但是我相信，只要每个人都拿出一份心，大家都存着一个念想，一起去努力，咱们的家肯定是全北京最好的。”

这样的想法，也得到了研究城市巨型社区的学者们的肯定。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任胜飞，曾和他的同事们对经济适用房社区的相关问题进行过调研。在他看来，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转型期间，城市规模与人口都会出现急剧扩张。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出现过类似天通苑这样的问题。

“政府为了满足急剧扩张的人口对于住房的需求，在不具备任何市政基础的荒郊建立巨型社区，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行为。”任胜飞说，“不过，随着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改善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后，这样的巨型社区会出现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他也相信，在这样的完善过程中，不仅应该有政府的参与，更多的还应该是社区居民良性互动，“在政府规划的基础上，社区居民们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以及各种方式的民意表达，来推动政府的工作，这也是一个公民的应有之道。”

来源: http://go.paowang.com/news/3/2009-07-13/20090713154343.html

来源: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70658.htm

事实上，中国人并不健忘。四川的灾民不会忘记地震、失去孩子的父母不会忘记毒奶粉。中国人，只要事关自己，5毛钱的事情也不会忘记。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无论多重大，中国人都只拿它当作一种热闹。事不关己，看看而已。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很无情。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种恐怖的环境中。你记得周代很好，那秦朝的皇帝会坑了你；你记得秦代的教训，汉朝的皇帝会发配了你；更不要说后来的游街、杖刑、挖心、灭族……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的皇帝就希望中国人全是傻B。就算不是傻B,也要揣着明白当糊涂，表面上看起来像个傻B。否则，你就是借古讽今，你就是用心险恶，你就是应该被肉体消灭。

记忆，很多的时候是一种社团精神。一个人的死亡，对于其本身，就是结束。但一个人的死亡对于社团，则是一种经验。当你慷慨美国人短短两百年历史却保存有那么多的历史记忆，当你惊讶距今几千年的罗马旧事仍旧在今天的欧洲世界发挥着效用，你一定不要忘记，那里的人曾经写下过“人不是岛，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敲，就是为你。”“德国最先逮捕共产党员，我因为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没有抗议。随后他们逮捕犹太人，我因为不是犹太人，所以没有抗议。后来，他们逮捕工会会员，我因为不是工会会员，所以没有抗议。再后他们逮捕天主教徒，我因为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没有抗议。最后他们逮捕我，这时已经没有剩下几个人起来抗议了。”记忆就是他人对社团个体遭遇感同身受的警觉。所以，只有在存有社团精神的土地上，才会生长懂得记忆的人民。

而中国。健忘其实是一种自我主动进行的选择性遗忘，是中国人在恐怖政治下明哲保身的一种生活方式与态度。雨果说：“当一个人的内心充满黑暗的时候，犯罪的不是犯罪者，而是制造黑暗的人。”所以，痛心于中国人健忘的知识分子们，不要苛责普通的国人。如果你有勇气，去改变那个制造黑暗的环境吧。

来源: http://www.17floor.com/html/41/441-6210.html

2、在官方媒体必须报道的情况下，在地公民记者的报道及网络传播则更具合法性，也更安全，官方更难遮蔽扭曲事实。

3、罢工（或是罢市、罢课）具备下列这些条件，可能诉求就会得到回应：高效的具有牺牲精神的”极少数人“；议题紧扣具体事件，不挑战政府的统治合法性；过程干净文明、不留把柄。

4、简言之，民生话题安全，政治话题别碰。虽然空间有限，可对于民众来说，民生话题能解决好已经相当满足，行业管理、治安、环境、收费、要求公众参与权，等等，这些话题引起的罢工、示威，风险成本会大大降低，也许能像重庆的士罢工一样，诉求得到满足。

5、如果民众能取得对民生问题的发言权，那么，这其实就是政治改良的标志。执政党并不必将之视为让步，在言论权、罢工权的释放过程中，它的统治反而会得到更多的支持，也能取得原本没有的快速纠错机制——至少三聚氰胺不可能长年大规模地结石婴儿。

6、言论新空间及罢工新空间，有利于中国的每一个人，它本来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与我们的过去比，它是进步，与正常的公民社会比，它还不足。

7、执政者在罢工事件中应尽快放弃”极少数“的说法，不恐吓，不抹黑，还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

8、别缩回去，那是死路一条。

来源: http://www.bullog.cn/blogs/lianyue/archives/202720.aspx